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给世界讲述“上海奇迹”

4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组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调研。一个小馆，为何会吸引调研组的目光？

“当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希望的时候，一扇大门向我们敞开了，我不希望人们忘记那扇门是在哪里，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的原因。”这是犹太难民幸存者艾芙琳•派克·鲁宾（Evelyn Pike Rubin）在个人回忆录《上海隔都》中写的一句话。

1933-1941年，上海共接纳了近两万名为逃离纳粹的屠杀和迫害而从欧洲来沪的犹太难民。对和艾芙琳有着相似经历的犹太人来说，“隔都”是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但也正是这样一片中国的土地，给了颠沛流离的犹太人最善意的收留，成为犹太民族流散史上一段温暖的篇章。要知道，1937-1945年在与日本的战争中有多达1400万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但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大多幸存了下来。这一壮举被历史学家戴维·克兰茨勒(David Kranzler)描述为“上海奇迹”。

而这段“上海奇迹”的故事，正透过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近千件展品，再次跃入世人的视野。也正是这些古老的物件、史料和质朴的语录，中犹两个民族在黑暗岁月里相濡以沫、共度时艰的温情往事打动着每一个听故事的人。在上海诸多的纪念馆、博物馆中，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相对小众的场馆，也有人时常发问：它于当下的意义在何处？纪念馆馆长陈俭答道：作为中国境内唯一一个能够反映二战时期犹太难民生活的历史遗迹，在事件的发生地讲述历史，通过鲜活的展品和史料，不仅把这些故事讲给中国人听，也要讲给老外听。

同济大学留学生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并与馆长陈俭合影

从零到千：“袖珍馆”扩建记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始建于2007年，包括摩西会堂和附近一个小展厅，总面积仅有1000多平方米，是一个“袖珍馆”。十多年来，历经两次扩容升级，如今面积已超4000平方米，展品数量也从0增加到近1000。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展厅

一切要从摩西会堂说起。位于虹口区长阳路的摩西会堂1928年由俄罗斯犹太人修建，二战期间是在沪犹太难民们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战火纷飞年代他们的精神寄托。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尤其是1992年的中以建交掀起了上海犹太旧址访问热潮，在此办公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总有不少老外在摩西会堂的旧址处张望。经研究，这栋建筑的特殊意义终被发现，虹口区政府决定对其进行全面修缮，并新设展厅，以图片展的形式反映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2007年10月，修缮一新的摩西会堂旧址向公众开放，标志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正式成立。 

有心人一定会发现，与其他纪念馆不同的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英文名中使用的并非memorial hall，而是museum。陈俭说，这源于当初一位犹太老人的建议：“在英文中，纪念馆不是纪念死者就是纪念灾难的。但是在这里我完全感受不到这种氛围，在这里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这话让陈俭心中一暖，但压力也随之而来——当时馆内掌握的，除了一张从图书馆复印的旧报纸，“一穷二白”没有一件实物。 

“抢救文物史料刻不容缓！”于是，陈俭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史料征集之路。经过不懈努力，陈俭和同事们一方面从观众身上找线索，另一方面通过国内外社团和机构与犹太难民本人或后代建立长期联系，从一封信函、一本护照，到一辆玩具车、一件婚纱……就这样一件件地收集。目前，馆内收藏的实物已经近千件，更有超过2000分钟的口述史料。纪念馆的知名度也日渐提升，作为一个基层的区级博物馆，年访问量已由建设初期的1万人次上升到近10万，还接待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德国前总统高克、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法国前外交部长艾罗等外国政要。

犹太难民幸存者捐赠的展品中，有不少承载着他们在沪避难期间的童年记忆

原上海犹太难民克莱尔的结婚证书

念念不忘：漂洋过海的中犹友谊

采访中，陈俭馆长和记者讲起了一个小插曲：前阵子，几位中国摄影师到以色列采风摄影，在拿起相机的一瞬间，遭到了不愿入镜的当地居民反对。但当他们提起自己来自中国上海，当地人立即展颜一笑：我们愿意配合！距离二战结束已有数年，中国和犹太两个民族的友谊却跨越了世纪，延续至今。陈俭说：“犹太民族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尽管有着二战期间的极其痛苦的记忆，他们也会特别记住在那段时期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 

历史上，中犹两个民族有着相似的命运，在战争时期更是相互扶持，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展厅一隅，讲述了三代人守护图书70年的故事：1943年，一位在上海避难的犹太学校校长卡尔在回国之前，将1600余册图书寄放在上海的林道志家。70年来，为了当初一句承诺，林家三代人全力护书。如今，这1640本书静静地躺在纪念馆中，等待着它们的主人。

林家三代人守护的1600余册图书

纪念馆内，有一个专门的区域讲述为中国抗日和解放战争做出贡献的犹太人，如：奥地利犹太人傅莱，1939年逃亡到上海之后辗转来到了八路军所在的晋察冀边区，参加了八路军并担任医药指导员，解放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并从事医学研究直到去世。“洋八路”汉斯·米勒，1939年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在抗战中救治了九千余人。他说：“我从大西洋另一边的欧洲，也是为了反对法西斯，来到中国。我将会向白求恩那样将自己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  

在纪念馆参观时，汉斯·米勒的儿子米德华指着父亲的照片回忆往事

历年来，总有慕名而来的犹太难民幸存者或其后代前来上海“寻根”。他们徘徊在幸存者名单纪念墙前，搜寻亲朋好友名字的身影。其中就有92岁高龄故地重游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塞尔，可见上海在他心中的分量。

由点及面：“显微镜”里看中国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属性之一是涉外馆，接待的外国游客约有40%。如何用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这段二战历史故事，是陈俭和纪念馆工作人员早就在思考的。

陈俭认为，西方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往往是用“望远镜”看中国，不深入社会调查，就没有细致的了解。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中国人在讲述自己的故事，需要用具象的表达，让老外通过“显微镜”看中国。

2020年，经扩建，纪念馆的展陈面积扩大了10倍。新馆整个展厅以“沉浸式”氛围，让观众以“听故事”的方式，了解这段往事。既有犹太难民亲口诉说当年经历的影像视频，也有见证他们从海上逃亡到上海的历史文物，既有犹太人和上海邻居生活环境的场景复原，也有解读时代背景的历史短片，还有3D多媒体影像把观众瞬间带入凝重的历史氛围。

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展现中国人民的慷慨、友善、包容，反映中华民族在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世界和平做出的特殊贡献和巨大牺牲，纪念馆的展览是在基于客观历史事实，尊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当事人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国外参观者的认知习惯。

陈俭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在“纪念爱与希望的善举”。在极端主义泛滥、难民危机频发、极右势力抬头的当下，对于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历史纪念，就像长夜里燃放的一束光，引导和激励世界民众崇德向善。这也是为何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能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而在纪念馆创立伊始，就有不少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场馆中。2007年起，至今已有300多名热心人士和在校大学生加入其中。他们不仅能为游客进行中英双语讲解，也热心参与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工作，承担了难民接待、采访、联络，以及文献翻译、馆藏录入等工作。志愿者们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介绍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他们是沟通纪念馆和世界的一座座桥梁，也是了不起的“民间外交家”。 

传承情怀：独特的文化承载地

2017年9月，时任以色列财政部长摩西·卡隆到访，对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能够保留犹太民族这段特殊的历史深表谢意，并留下题词说，“我认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应该来这里看一看。”

近年来，通过国际巡展、文艺作品创新、文旅结合等形式，纪念馆已成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独特文化承载地，并致力于打造国家级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平台。CNN、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难得一见地对纪念馆进行了多番正面报道。本月初，英媒BBC也刊发了对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报道，题为《How China saved more than 20000 Jews during WW2》（二战期间中国拯救了两万多名犹太人）。作者在文中总结道，“中犹两个民族间的情谊是延续上海犹太人社区精神的关键，当时许多犹太人在欧洲的家人仍处于致命的危险中……提篮桥地区无法为犹太难民提供财富或奢侈的生活，却给了他们更有价值的东西：安全。”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BBC报道截图

陈俭还记得，他第一次探访柏林犹太博物馆时，惊愕地发现上海的地名上插着日本国旗，面对历史话语权的缺失，他和同仁们暗自下定决心：上海迟早要有一个像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

这样一座纪念馆，于上海、于中国、于犹太民族、于全世界，都有独特的意义。

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 

如今，纪念馆已建成14年了。它的发展也无意中促进了提篮桥风貌保护区整个地区的建设和开发。当年摩西会堂修缮时，既恢复了会堂的历史风貌，又保持了原有的城市肌理，在它的示范引领下，整个虹口“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现仍较为完好地保存着当时作为犹太人居住区时的风貌。纪念馆周边的“小维也纳”舟山路、霍山公园、远东反战大会旧址等，也成为了市民探寻犹太遗迹的热门“打卡地”。 

来源：东方网、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原标题： 《走进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说不尽的“上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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